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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進入21世紀前后，一些國家立足于知識經濟、信息社會、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等提出了本國的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，尤其是日本2002年出臺的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大綱及2003年成立的國家知識產權本部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我國的。為此，制定我國的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已迫在眉睫。

　　目前，國家與省一級的一些主管部門已在著手研究制定我國的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，但多集中在面對我國企業(yè)的知識產權預警與對策方面。這些方面可以是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的一項內容，但不應是主要內容。主要內容應當放在立法的完善與法律實施的完善兩個方面。

　　立法的完善

　　我國現(xiàn)行的各種知識產權單行法之間存在某些不協(xié)調乃至沖突的地方，使司法機關無所適從，制定統(tǒng)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協(xié)調各單行法。尤其是知識產權制度中還缺少禁止知識產權權利濫用的規(guī)定，可在制定知識產權法典中一并考慮，而不是另外制定在諸如反壟斷法之類的法律中。

　　當前，首要的問題是找出制定知識產權法典亟需研究清楚的問題。

　　保護知識產權為重，還是禁止知識產權濫用為重。

　　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，知識產權制度走過了一些外國一二百年才走完的路。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這兩三年，外國知識產權人在中國的訴訟開始增多，許多企業(yè)開始感到了壓力，抱怨依照世界貿易組織要求修改的知識產權法“超過了中國經濟發(fā)展水平”，要求往回收，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過度，提出應當重點打擊知識霸權與制止知識產權濫用，而不是保護知識產權。另一方面，像王選一類的發(fā)明家、谷建芬一類的音樂家，以及名牌企業(yè)（始終只占中國企業(yè)的少數(shù)）則認為，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距離有效保護他們的權利還存在較大差距。

　　我們對這種認識上的反差如果沒有認真分析并得出正確的結論，在制定知識產權戰(zhàn)備時就可能在矛盾中把“往前走”和“往回收”這兩種不同思想寫入同一篇文章。

　　知識產權制度的本質是鼓勵創(chuàng)新，不鼓勵模仿與復制，而這種制度的利弊如何是長期沒有弄清的問題。

　　不贊成在中國實行專利制度者認為專利制度阻斷了企業(yè)仿制與復制的機會，對我國經濟發(fā)展不利；贊成在中國實行專利制度者認為，“溫州制造”不斷在國際市場上被“溫州創(chuàng)造”所取代，且后者成本遠低于前者而獲得卻遠高于前者的事實，表明實行專利制度利大于弊。

　　知識產權制度絕非無弊端。“有一利必有一弊。”只要其利大于弊，或通過趨利避害其最終結果利大于弊，就不應否定它。至于創(chuàng)作者與使用者權利義務的平衡方面出現(xiàn)的問題，可以通過不斷完善“權利限制”加以解決。知識產權制度中對我們自己的長項（如傳統(tǒng)知識）保護不夠，也可以通過逐步增加相關的受保護客體加以解決。

　　私權與私權的關系不同于公權與私權的關系。

　　任何私權與公共利益之間都不僅有“平衡”問題，而且有前者服從后者的問題；任何私權的所有人與使用人之間、所有權人與用益權人之間、不同權利之間卻未必存在“平衡”問題或主要不是“平衡”問題，這是兩組不應被混淆的問題。

　　由于作為物權客體的有形物（待定物）不太可能被多人分別獨立使用，因此在物權領域不太可能發(fā)生把使用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混淆之事；而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信息（無論是技術方案、作品、還是商標標識），由于可以被多人分別獨立使用，在知識產權領域把使用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混淆之事就經常發(fā)生。現(xiàn)在的多數(shù)“知識產權平衡論”均存在這種混淆。這一問題是進行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研究之前必須搞清楚的基本理論問題。

　　權利濫用現(xiàn)象的存在與否同權利保護的法律制度水平的高低并無必然聯(lián)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