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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案情：王某柱與其妻子于1999年8月1日經(jīng)登記結婚，婚后生育一女孩。2001年4月王某柱認識了在夏邑某賓館當服務員的孫某。不久，王某柱便不時到孫某租住的房屋內與其發(fā)生性關系，并同居。同居期間兩人共同購買了電視、沙發(fā)等，日常費用大部分由王某柱負擔，小部分由孫某負擔。此間，兩人有時一同外出進行交往，對外表現(xiàn)關系親密，不避嫌疑，鄰居都認為二人是夫妻關系。但王某柱辯稱他們是男女朋友相稱，沒有對外公開以夫妻名義同居，認為自己不構成罪。

　　在本案審理過程中，王某柱的行為是否構成重婚罪，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。第一種意見認為，王某柱已經(jīng)結婚生女，但仍與婚外異性孫某長期保持婚外兩性關系，與孫某經(jīng)常一起對外交往，對外表現(xiàn)關系親密，不避嫌疑，并有共同的經(jīng)濟生活，使公眾對其產(chǎn)生了兩人是夫妻的認識，應認定為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，屬事實上的重婚，其行為已構成重婚罪。第二種意見認為，本案沒有充分的證據(jù)證實被告人王某柱與孫某對外以夫妻相稱，或以夫妻名義參加社會活動，認定王某柱與孫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，構成重婚罪證據(jù)不足，根據(jù)“疑罪從無”的原則，此案不構成重婚罪。

　　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

　　王某柱的行為應構成重婚罪。此案被告人雖未以夫妻相稱，但其行為構成事實上的重婚罪，具體理由如下：

　　首先，從犯罪構成的主客觀方面來看。重婚罪的構成要求犯罪人主觀上有直接故意，客觀上表現(xiàn)為有配偶而重婚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。本案被告人王某柱在已有配偶的情況下，與孫某長期保持婚外兩性關系，并在同居期間，雙方共同購買了電視、沙發(fā)，共同承擔了日常開支。本案雖無證據(jù)證實王某柱與孫某二人以夫妻名義相稱，但二人對外表現(xiàn)關系親密，使公眾認為兩人是夫妻。因此，本案可認定為以夫妻名義同居，屬事實上的重婚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〈婚姻登記管理條例〉施行后發(fā)生的以夫妻名義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處罰的批復》規(guī)定，新的《婚姻登記管理條例》發(fā)布施行后，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，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。

　　其次，從重婚罪與臨時姘居關系的區(qū)別來看。根據(jù)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認定重婚行為的批復》規(guī)定，重婚是有配偶的人再與第三者建立夫妻關系的行為。有配偶的人和第三者如已舉行結婚儀式，這固然足以構成重婚;即使沒有舉行結婚儀式，而兩人確是以夫妻關系同居的，也足以構成重婚罪。反之，如兩人雖然同居，但明明只是臨時姘居關系，彼此以“姘頭”相對待，隨時可以自由拆散，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后即結束姘居關系的，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，不能認為是重婚。從上述規(guī)定我們可以看出，重婚罪的主要特征有兩點：一是男女一方或者雙方是已有配偶的人，二是兩人確實是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，群眾也公認的。臨時姘居的主要特征是不以夫妻相對待，隨時可以自由拆散的。而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柱與孫某雖未以夫妻相稱，但二人有著共同的經(jīng)濟生活，公眾也認為兩人是夫妻。因此，王某柱的行為不符合臨時姘居的特征，而符合重婚罪的特征。

　　再次，從司法實踐及有關政策上看。人民法院在處理重婚案件總的政策精神是：1950年頒以前的重婚，一般不再追究;婚姻法實施以后的重婚，要區(qū)別不同情況，嚴肅處理。因此，在處理具體案件時，要根據(jù)具體案情認定，主要從婚姻基礎、婚后感情好壞、重婚的原因、重婚時間長短、有無子女和子女利益等情況，全面加以考慮。本案被告人王某柱在已有配偶的情況下，與孫某同居。王某柱的重婚行為對妻子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傷害，期間夫妻關系持續(xù)惡化，此案的案發(fā)也系涂妻報案所致。同時涂某又不具有法律規(guī)定不構成重婚罪的其他情節(jié)，應對王某柱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。

　　筆者認為王某柱犯的是重婚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