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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關于團體現(xiàn)象是否具有真實性問題，凱爾森的否定理由并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，對于人類社會的團體現(xiàn)象，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作了較深刻的研究，顯示出家庭、國家、教會組織、公司等，明顯是具有與個人成員不同功能的實在單位。黑格爾從哲學的立場，曾就家庭、同業(yè)工會、國家的實體性詳加闡明。其中，家庭以倫理性的愛為目的，同業(yè)工會以一定的客觀普遍性為共同目的，國家以絕對普遍性為普遍目的。（參見黑格爾：《法哲學原理》，第三篇“倫理”。）費迪南。托尼斯1887年出版的《共同體與社會》，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關系，揭示論述了兩種基本的社會關系，論證了共同體的存在。（彼得。斯坦等：《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》，王獻平譯，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版， 第25頁。）但是，即使誠如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揭示的那樣，團體現(xiàn)象是實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現(xiàn)象，這也不能回避法人概念的法律擬制性質。因為整個法律世界都是構造而來，而不是由現(xiàn)實反映而成。自然人概念如此，法人概念亦如此，都是法人思想作用的產(chǎn)物。作為社會學形態(tài)的團體，它并不能直接當然地反映為法人概念，從屬于法律世界的法人，與從屬于現(xiàn)實世界的團體現(xiàn)象，其實始終存在難以解釋的間隙，法人組織體和有機體說顯得過于簡單。法人制度的許多東西，通過現(xiàn)實的團體現(xiàn)象往往不能理解，而如果深入到法學思想之中，即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。因此，團體現(xiàn)象的事實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思維的材料，或者評價法律應然世界中法人制度的材料。

　　法人問題的確是深奧的，它和任何其他法律制度一樣，依賴于立法者的態(tài)度。法人概念的設定，意味著在一定的法律思維框架對團體人格化，假定了某些團體（甚或社會與國家共同體）或多或少類似具體的人，這對許多人來說難以理解，無異是形而上學，但是法學特別認真地看待這種人格化，似乎那些團體確實是與現(xiàn)實社會的個人相類似的實體，更有甚者，法學把理性的力量和責任歸于這個不同與個人的實體，似乎和個人一樣，也可以有思維，懂得責任。在這里，法學并不是無意同化與個人，而是刻意如此，因此，盡管事實上沒有生命，沒有道德思維，但在法律設計上，只要法律思維認為有必要這樣做，法律便可以不只唯一尊重有智慧的人，而是視團體象一個真的人那樣有利益需要、思維、觀點、痛苦和幸福，對它象對一個具體的人那樣，就其道德生活的若干方面提出質問。

　　但是，法學思想如此處理法人問題，并不是果真不考慮設計個人與團體人的差別，到目前為止，法學對待法人的態(tài)度，基本上只是追求對其認識到或相信的某些團體的社會價值的利用，而不是造法人為個人。在這里，法人所負的責任和享有的地位，是一種德沃金所謂的復雜的、雙階段的推理方式，從而在人格化過程中達到一種法律功利主義。法人制度考慮的不是法律視線中團體的統(tǒng)一形式，而是關注它的結合目的，認為正是這一結合目的，才帶來了個人集團的某種程度的內部和外部的整體關系，例如，現(xiàn)代股份有限公司，便是因以股份聯(lián)合的方式追求某一經(jīng)營事業(yè)目的獲得整體性的。

　　法人概念所包含的人格化，首先表現(xiàn)為通過團體主體化找到一種自然的一體的展示，法律在此不去尋找具體的個人主體，而是擬制一個統(tǒng)一主體，使之不可能通過還原的方式把它逐一還原成成員的主張，將維系特定目的的必要條件在名義和技術上皆歸于它，以保證特定目的不致分裂。同時，在行為和責任方面，法學也做這方面的思量，把問題構思成一個關于法人行為和責任的情形，即，假定團體是一個行為人和責任人，有思想有道德，把關于自然人的行為和責任的原則對它摹擬處理。但是，團體畢竟是個人集團，團體的各類成員應該怎樣去分離利益和承擔過錯或責任呢？法律進一步用一套不同的原則去處理這個獨立的問題，所謂法人的內部秩序問題。法人的這種技術，開拓了一個思考的領域，一方面，使人格化達到特殊功能，真正維護了結合目的對于個人的超越，法人的地位和責任不是成員個人地位和責任的簡單相加，另一方面又不失靈活，在確定整個團體是否符合其自身的標準后仍繼續(xù)處理個人的地位與責任問題，不以擬制人格完全淹沒個人的特性。這種人格化的深奧處在于，它體現(xiàn)在認真把團體作為有別于個人總和的一個目的統(tǒng)一體，但這仍然是法學創(chuàng)造而不是發(fā)現(xiàn)，因為，這個法人觀點下的團體不再是簡單的現(xiàn)實的存在，而是思想和法律實踐的產(chǎn)物，是人類的追求的產(chǎn)物，正是在這些實踐中社會得以形成。（參見德沃金：《法律帝國》，李常青等譯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1版，第151頁。在他看來，社會人格化，有助于政治整體性原則的確立。）